企业必修

随着俄乌危机升级，除了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外，还引发了全球能源产业和市场的深层变局。通过跟踪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变化之后，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全球能源产业正在进行一场“大重置”。 所谓大重置，是指在俄乌地缘政治危机刺激之下，引发全球能源生产、交易、运输、消费、投资及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进行的重大调整，这种系统调整改变了过去全球能源领域既定的发展趋势，将带来全球能源产业和能源市场的重构。 在历史上，能源市场受到地缘政治事件冲击并不少见。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1999年的北约攻击南斯拉夫，2001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升级……每一次事件都会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不过，并非每一次冲击都能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大重置。 此次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危机当事方之一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由于此次危机引发了俄罗斯与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峙，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驱使全球性的能源产业重置。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该国石油及天然气产量均排名世界第二位，同时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石油及天然气出口量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达到25%左右。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每天出口大约400万至500万桶原油，以及200万至300万桶成品油。 2021年俄罗斯原油产量约为5.2亿吨，排名世界第三，位居美国、沙特之后；天然气产量为7610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18%左右。2021年，俄罗斯出口石油约2.3亿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天然气出口约2000亿立方米，世界第一。欧洲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俄罗斯总出口的占比分别达50%和78%。 毫无疑问，俄乌危机已经重创了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多方面制裁以及俄罗斯实行的反制裁，将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持久的大倒退。目前，美欧对俄制裁中，暂时未包括对欧美有重大利益关系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也为俄罗斯保留了少有的“输血”管道。不过，这条管道十分脆弱，一旦美欧决定加大制裁俄罗斯、准备断掉其重要的经济来源，俄罗斯的石油与天然气输出将会停止。这种极端情况如果出现，将使得世界能源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以欧洲的天然气为例，英国石油（BP）的数据显示，2020年欧洲天然气消费量为5411亿立方米（过去五年均值5478亿立方米），从俄罗斯进口量为1849亿立方米（占欧洲消费量的34.2%），其中管道天然气1677亿立方米。如果在极端情况下，俄罗斯彻底对欧洲天然气断供，则意味着欧洲需要找到1849亿立方米的替代天然气。 欧洲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输出已经保持警惕，并着手进行调整，而这将影响到全球能源供需体系。国际能源署（IEA）3月3日称：“没有人再有任何幻想。欧洲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为明年冬天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IEA估计，通过转向其他天然气供应商和使用其他能源，欧盟可以在一年内将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在管道气方面，阿塞拜疆和北非的管道气供应量还有提升的空间。液化天然气方面，美国将是最大的增量来源。此外，欧洲还需要同亚洲国家争夺由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提供的LNG合同。欧洲要增加LNG进口，就需要付出比管道气更高昂的成本，同时像德国这样缺少接收终端的国家还面临着送气和储气能力的考验。 虽然大范围禁止俄罗斯原油出口的措施尚未颁布，欧美工业界已经开始“自我强化”：炼油厂开始避开俄罗斯石油，银行则拒绝为俄罗斯大宗商品的运输提供资金。这在全球原油贸易体系中引发连锁反应：3月1日的俄罗斯乌拉尔石油已经较布伦特原油贴水超过18美元。市场估计，截止3月2日，受影响的俄罗斯原油出口量已经达到300万桶/日。非俄罗斯的原油也被卷入了这场动荡中。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买家正在回避由里海管道(CPC)输送的原油，因为该管道输送的原油可能与俄罗斯原油混在一起，并且里海管道的终端是位于黑海的俄罗斯港口。里海管道每天从哈萨克斯坦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相当于世界供应量的1%以上。市场预计，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可能将被迫部分减产。 能源大重置还会影响各国对传统能源及核能的政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俄乌危机升级，国际油气、煤炭价格飙升，核电正重回各国政府的视野。今年2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大规模重振核电计划，法国将建造至少6座新的核反应堆，并研究再建8座反应堆的可能性。2月16日，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在预计出现电力短缺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建设核电站是最具前景的解决办法。菲律宾也加入了“拥抱核电”的国家行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日前的一份行政命令中提及，“考虑到需求和天然气资源预计枯竭的趋势，核电将在满足（能源）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月3日，芬兰公用事业公司 FORTUM 向政府申请，希望将已使用40余年的 LOVIISA 核电站寿命延长至2050年。此前，该核电站应于2030年关闭。3月2日，德国经济部长ROBERT HABECK透露，德国正在权衡是否延长其剩余核电站的寿命，作为在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情况下保障该国能源供应的一种方式。德国曾计划在2022年底前关闭其核电站。此外，印度、南非等国同样计划大幅扩建核电。 煤炭也纳入了能源重置的范围。在压力之下，德国在退煤政策上出现了松动。德国经济研究所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将因气候保护原因而被封存的煤炭发电厂再次开启投入使用。按照德国的计划，2038年前将关闭所有煤电厂，2050年前将放弃使用天然气。但在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能源危机现实下，这些很绿色、很环保的计划，将受到不小的影响。此外，欧洲其他国家也可能重启或加大煤炭应用。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到，因为地缘政治危机而加大的能源危机，正在推动多国重新启动核电、煤电应用，此外还可能刺激其他绿色能源以及节能应用。一个能源再重置的巨大转换过程已经在全世界展开，不仅体现在能源市场上，在法律上、产业计划上、基金投资上、政府能源政策上、金融保险上，都将因为能源重置而产生变动。

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除了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俄罗斯与乌克兰之外，受到影响最大的地区是谁？答案是欧洲。 虽然乌克兰战争激活了“脑死亡”的北约、凝聚了北约，大大加强了北约的武装和战备，但是，长期来看，这场战争对欧洲并非好事。作为战争的发生地，欧洲已经被深深地卷入战争之中，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安全都将受到战争的剧烈冲击。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在乌克兰战争的冲击下，欧洲的长期前景极为暗淡。 从地理和历史来看，现代工业文明的诞生地欧洲，似乎一直都是矛盾丛生之地。欧洲是面积最小的一块大陆，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与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不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美国历史学者托尼·朱特曾表示，就内部差异和鲜明的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它包括44个国家（西方国家认为有46个），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然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 这样一个地理上复杂、历史与文化多元的欧洲，其发展也充满了争斗与矛盾。从历史来看，欧洲大陆可能是发生各种战争最多的大陆（包括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战争）。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仍然发源于欧洲。现在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虽然交战双方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但实际上早已跨越了国界，演变为一场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准世界大战”。 任何战争都有结束的一天，乌克兰方面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俄罗斯方面则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一年；对乌克兰战争比较悲观的美国学者估计，战争可能会持续到2023年的夏季。但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即使是战争在明年结束，欧洲也不会立刻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重归繁荣之路，而很有可能处于长期暗淡的前景之中。 为什么对欧洲的未来如此悲观？ 首先，当然是乌克兰战争及未来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乌克兰战争现在的基本格局是北约加上乌克兰对垒俄罗斯，由于俄乌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政治和经济代价，而且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斗争，这基本上是血海深仇了。俄罗斯只要不被完全打败，它很可能要通过占领乌克兰的领土或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永久保证来建立战略缓冲区。美国和北约不会为了乌克兰而下场与俄罗斯直接发生战争，但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价值观，西方不会放弃与俄罗斯的敌对行动。这种基本格局将会成为长期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影。 其次，地缘政治危机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加剧欧洲国家的通胀，将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的拖累。今年7月26日，欧盟宣布了一项天然气协议，旨在显示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持续决心。根据协议，欧盟国家将在今年8月至明年3月期间把天然气用量减少15%，以显示欧盟的团结，并限制俄罗斯将欧洲能源供应武器化的能力，以此来帮助欧洲应对冬季出现能源危机。然而，在真实的能源危机面前，欧洲将以何种代价来熬过这场“能源战争”还是未知数。目前，德国的能源价格已经飙升至原来的3倍。随着通货膨胀加剧、能源危机升级以及经济衰退的威胁日益增大，欧洲各国对这场冲突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地缘政治连锁反应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第三，乌克兰战争加剧了新老欧洲的分裂，还使欧洲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纳塔莉·托奇撰文指出，俄乌冲突，加上能源危机，给了欧洲民粹主义者一个再次崛起的绝佳机会。这不仅危及欧洲团结，而且危及整个欧盟的存在。令西方担忧的是，欧洲旧的地缘政治裂痕重现。一方面是欧洲大陆东西部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呼吁通过制裁和对乌克兰提供强有力军事支持来伸张正义。而西欧国家，例如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则倾向于同俄罗斯妥协。随着能源和经济危机加剧，那些远离前线的国家更有可能推动以谈判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是贯穿欧洲大陆的南北分歧。这种分歧在10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几乎让欧元区四分五裂。随着近期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甚至滞胀，欧盟北部成员国与南部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分歧也在加大。 展望未来，不难发现，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与经济围剿，将会成为欧洲发展的长期拖累。一个长期处于“战备状态”的欧洲，会有多少精力发展经济？会有多少闲情逸致发展文化和艺术？浓厚的地缘政治环境，会对资本有多大的吸引力？在未来的长期战略对峙中，俄罗斯当然会被“去国家化”，不过，俄罗斯也可以拿乌克兰作为杠杆，持续拽住欧洲，让欧洲持续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以俄罗斯与北约和美国的矛盾之深，即使今后在乌克兰问题上以某种利益平衡达成让步协议，双方的地缘政治仇视和敌意，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由此看来，欧洲的长期前景将十分暗淡，一个被战争阴影所拖累的欧洲，将会陷入长期虚弱之中。这是欧洲的悲剧所在，也是被疯狂的地缘政治所主导的世界的至暗时刻所在。  

俄乌两个粮食主产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必将影响全球粮食市场，但评估其对全球粮食贸易产生的冲击，不能通过简单的量化分析进行衡量，只有结合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供需的结构性进行立体化的解读，才能真正认清问题的复杂性。 从表面数量看，俄罗斯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2021年约占全球出口量的16.9%，俄乌两国的小麦合计年出口量（约6000万吨）相当于全球总出口量的30%，两国的玉米出口（约3800万吨）占到了全球总出口量的20%。 特别是乌克兰，在2020/2021年度出口了2310万吨玉米，1660万吨小麦和420万吨大麦，所有谷物出口总量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加上大麦等，俄乌两国提供了全球谷物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体量也使得市场对全球粮食供应安全高度担忧。 需要意识到，每年的8-10月、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为黑海地区小麦和玉米对外出口的主要窗口期，俄乌两国当前已出口了大部分上一年度出产的粮食。 从乌克兰的情况看，据称目前还有700万吨的小麦和1200万吨玉米等待交货。乌克兰对外海运瘫痪，贸易商正试图安排乌克兰谷物通过该国西部边境的火车出口，但是运输能力有限，这意味着俄乌战争在短期内产生的市场供应缺口可能也就在2000万吨左右。在这种规模等级上，如果只考虑粮食的生产量、库存量和需求量，不考虑贸易条件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欧盟和印度对于小麦、美国和阿根廷对于玉米都能够有所弥补，短期内全球粮食供应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如美国农业部（USDA）3月数据显示，至2021/22年度结束，美国、印度小麦库存或高达1763万吨、2610万吨。当前全球粮食价格持续高涨并达到历史新高，与市场情绪对当前库存和未来供应的担忧有关，使得期货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超调。 从中长期来看，因生产、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再加上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因素如果持续，未来对全球粮食贸易必将产生更大、更具实质性的冲击，从而导致价值1200亿美元的全球谷物贸易市场出现严重混乱。 就战争影响农业生产而言，乌克兰受到的损害更为直接。乌克兰种植的小麦九成以上属于冬小麦，在本年度的粮食生产中，乌克兰局势升级之前冬小麦已经种在地里，并将在今年7月前后收获。 据多方预计，因战事无法收割甚至直接损毁，乌克兰将损失20%以上的冬小麦产量。从前期信息看，乌克兰国内的肥料供应也是问题，由于乌克兰冬小麦的追肥期正值俄乌冲突，缺乏肥料乃至无法及时追肥都将使冬小麦单产下降，即使是全部收割，其总产量也可能比往年减少15%。2021年乌克兰小麦产量约3300万吨，以20%计相当于600万吨以上的小麦供应。战争对于春播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将严重影响乌克兰在2022年的玉米产量。 2021年乌克兰已经取代巴西成为全球第三玉米出口国，出口量约3200万吨，占全球总出口量约16%，占本国玉米产量的80%。但据乌国内估计，乌克兰今年完成的春播面积甚至可能低至正常年份的50%。即使是乐观估计，乌克兰今年能够完成70%的春播面积，按照2021年乌克兰约4200万吨的玉米产量，也会因此损失超过1000万吨的对外供应。 对于俄罗斯来说，限制其对外粮食供应的直接威胁则是来自欧美的贸易制裁与金融制裁，使其出口货物的交付和支付面临困难。不过，涉及具体操作时，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比如，3月份俄罗斯的小麦出口量同比增长了约60%，较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出现了明显反弹。 值得关注的是，在外部制裁下，俄罗斯对粮食出口有将其“武器化”的倾向，比如近期俄罗斯在调高出口关税之外，也威胁将限制对“敌对国家”的粮食出口，这种主动的自我约束可能会更具“杀伤力”。 从需求端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外粮食出口未来可能出现大量缩减，将会冲击全球特别是部分国家的日常食品供应。比如，小麦是全世界35%以上人口的主食，很难短期内被轻易替代。 俄罗斯对于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也主要在于麦类作物，2021年小麦出口量为3500万吨，约占全球出口量的17%，仅次于欧盟。俄罗斯小麦主要销往中东地区，前五大出口国为土耳其、埃及、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分别占俄小麦2021年出口总额的25%、21%、4%、3%和3%。 乌克兰的玉米则主要销往中国、欧洲等地，2020年前五大出口国为中国、荷兰、埃及、西班牙和土耳其，分别占乌玉米当年出口总额的28%、11%、10%、9%和5%。在2021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玉米823.45万吨，占中国全年总进口量的29.0%，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进口国。如果俄乌两国粮食出口减少或者受阻，上述相关国家都需要重新定位进口指向。 俄乌战争将改变全球粮食供给总量，同时也会改变其出口流向。而且，新的贸易流向也是有代价的——运费更贵、运输时间更长或质量不同，这可能进一步加速粮食价格的上涨。俄乌战争影响的不只是两国的粮食出口，上述不确定因素还会影响更大范围的粮食生产、交易和贸易运输。粮食市场趋紧，是否会促进其他国家的粮食出口，则具有不确定性。正如有机构分析指出，“高价格往往会导致保护主义，而不仅仅是出口增加”。 因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供需的结构性特点，俄乌战争对全球粮食贸易的冲击可能呈阶段性递进。尽管这种负面影响有可能随着局势发展而变化，但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考虑到全球粮食市场在战前已经高度紧张，如果出现供给缩减、价格持续飙升，不排除在年内发生区域乃至世界性粮食危机的可能。  

近期，对于美国及全球经济未来通胀变化的前景，各方面有很多分歧，但无论是“通胀持久派”还是“通胀暂时派”，对于今年的形势基本上都保持高通胀和低增长的预期。 日前，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了通胀预期。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通胀问题都将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而目前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明年或者后年，在全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通胀是逐渐回落还是快速下降。 美联储在收紧货币政策的时机选择上受到批评，外界认为美联储曾经错过了政策转向的最佳时期，因此，很多市场人士担心，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央行可能采取“加急”的方式收紧政策，从而对经济需求带来遏制，甚至导致衰退。 与此同时，全球已有至少60家央行早于美联储或跟随美联储在年内采取了紧缩行动。目前，在货币政策选择的问题上，应对通胀而采取收紧政策，基本没有太多分歧，矛盾的集中点在于政策收紧是否存在“超调”，从而对经济带来伤害。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疫情冲击、货币泛滥、地缘风险加剧、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各国加快“减碳”发展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使得对经济的影响“此起彼伏”，各种短期和长期因素，都使得通胀问题和增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里既有结构性的长期因素，如产业链重构、绿色转型带来的成本上升；也有疫情冲击、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供需失衡。 因此，无论是“通胀持久论”还是“通胀暂时论”都有各自的依据。这意味着，通胀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困扰全球经济的长期因素，而各种新的变化，使得货币政策都难以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中获得帮助。 目前，就货币政策而言，无论是宽松周期还是紧缩周期，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节奏，这无疑加大了政策“超调”带来的风险。在2020年疫情初始阶段，秉承新凯恩斯主义的美联储，以应对短期危机的态度，短期内将利率降为零，并推出“无限量宽松”的流动性，带动很多央行采取类似的超宽松措施。在短短两年之后，美联储又开启了加息和缩表同时进行的“倍速收紧”政策。这种“非常态”的政策波动，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周期的稳定性。 正因如此，很多人担心央行政策“超调”正在导致经济需求萎缩，使得经济陷入衰退。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近日表示，世界各国央行将不得不在两年内重新开始降息，在受到一轮具有破坏性的滞胀打击后，努力重建经济。这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周期变得大幅缩短，无疑会加大政策风险。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世行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世界经济再次处于危险之中，眼下同时面临高通胀和增长放缓的局面。即使全球经济衰退得以避免，滞胀之痛也可能持续数年，除非供应大幅增加。”而经合组织则认为，尽管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前景上升，但像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样出现滞胀的风险有限。其特别提到，发达经济体现在比上世纪70年代更依赖于服务业，而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依存度较低。 综合来看，在全球央行政策收紧的预期下，全球经济增长将随着通胀水平从高位回落而同步走低，更有可能出现低增长和温和通胀共存的新平衡。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全球的经济、贸易、金融和货币环境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未来的发展已难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模式之中。 目前，各种因素导致全球通胀处于历史少有的高位，如何应对通胀也带来很大分歧。从现象看，货币政策周期缩短和超调将带动通胀从高位回落。在全球经贸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尽管出现“滞涨”的极端可能性有限，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