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BOUND – 安邦智库

继开发了围棋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Go）和人工智能预测蛋白折叠系统AlphaFold之后，谷歌旗下AI公司DeepMind日前又宣布创建了重磅编程机器人系统AlphaCode。DeepMind表示，AlphaCode编写计算机程序的能力已经达到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水平。在与人类程序员的比赛中，AlphaCode的排名可以达到中等水平，跻身前54%之列，标志着人类向自主编码迈出重要一步。 据DeepMind官网介绍，AlphaCode是由谷歌在英国的AI部门发明的一种人工智能工具，该工具可以像真实参加竞赛的程序员一样，参加各大编程竞赛，并且还可以结合批判性思维、逻辑、算法、编码和自然语言理解的新问题来提供解决方案。 DeepMind首席研究科学家Oriol Vinyals表示，该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初步结果显示出创建一个解决编码程序挑战的自主系统的可能性。Vinyals表示，“在这一领域，目前只有人类可以做到。”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对AlphaCode在帮助程序员和非程序员编写代码、提高生产力或创造新的软件制作方式方面的潜力感到兴奋。” 上述报道如果属实，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到了这一步，在理论上意味着，机器人（AI）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它只要自己重新编程就可以了。相比过去能自动学习的AI，能自动编程的AI是一大进步，因为自主编程属于创造性的工作。能够创造过去没有的东西，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迄今只有人类具有这种创造性。 如果按这个趋势下去，AI和人类思维的边界在哪里？AI的创造与人类思维的创造有何不同？过去人们曾讨论过，AI再进步，也取代不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分析能力。不过，如果人类的思维和分析能力被越来越多的模型化、算法化，AI是否就能在创造上逼近人类？再加上AI的计算速度优势，会不会在未来世界里起到更大的作用，甚至主导世界的发展？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在理论上，上述问题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安邦创始人陈功认为，AI以后会逐步超越人类。所谓超越人类，首先是要证明AI能做什么？阿尔法狗就是一个证明，一旦证明了AI的能力比人类强，人类就崩溃了。过去人类是想象不到的，也根本不愿意相信。AI编程也一样，要证明编程是过去安排好的事儿，还是可以自主创造出来的。现在，AI能自主编辑的证明完成了，这意味着，对于AI而言，自主创造完全可以实现。跨过这一步，以后就是做多少、做多大的问题，可以是无边无际的。超级AI主导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 今后的世界，将属于AI了。过去在科幻小说、影视里出现过的情景，今后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比如，某个具有超强自主创造能力的AI，由于某种原因而脱离人类控制，结果变成了人类社会的破坏者甚至摧毁者，最后主导了整个世界。而可怜的人类只能在地下城堡里组织各种“反抗军”来维持残存的人类社会。 在AI能够自主创造之后，今后的世界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AI可能跨过了一道人类过去无意中划下的“红线”。今后，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就是如何限制AI超越控制来制造风险。这可能是唯一必须由人类完成的工作！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面对竞争能够长久存活下去进而成为“百年老店”，都是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企业中，阿里巴巴、联想的创始人都曾表达了这种愿望。然而这并非易事，企业的成功一方面要靠自身的努力，也依赖于外部的环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走入末路，更别说坚持百年。 据统计，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7-8年，中国中小企业更是仅有3-4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2年相比，相距甚远。至于百年以上企业，有说法称中国共有七十多家。但初步梳理后，有据可查经营历史超过150年的有6家：六必居（诞生于1538年）、陈李济（1600）、张小泉（1663）、同仁堂（1669）、王老吉（1828）、全聚德（1864），超过100年的有吴裕泰（1887）、张裕（1892）以及青岛啤酒（1903），加起来一共才10家，超过20都很难，达到70家以上存疑。即使是真实的，这个数字在全球范围内也微不足道。 根据日经BP咨询的统计，在全球百年企业数量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33076家），第二名是美国（19497家），其他排名靠前的有瑞典（13997家）、德国（4947家）和英国（1861家）。这其中，日美优势明显，很多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两国远离战乱的缘故。日本是个岛国，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并且内乱也非常少。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百年企业数量排名第二，也是因美国社会稳定，自美国独立后，美国本土只发生过一次破坏严重的内战。相对于战乱频繁的欧洲，美国企业躲过了让很多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一战及二战。 上述看法只讲了一部分道理。也要看到，日本是一个频繁发生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国家，企业长久地存续，自然环境的严峻不亚于战争。有研究机构统计，日本百年以上企业中，超过1000年历史的企业有21家，超过500年的有147家，超过300年的有1938家，200年以上的企业有3146家。长周期的历史进程中，从日本国内的情况看，经历的战乱只多不少。对于日本百年企业“扎堆”的原因，因此不能泛泛而谈。 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客观可信的分析，其中揭示的一些内在因素值得思考。如韩国银行2008年发表报告书称，日本企业能长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重视本业； 2）诚信经营； 3）透彻的匠人精神； 4）超越血缘关系选择继承人； 5）保守的企业经营作风。 这几点原因，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认可。   有观察指出，日本长寿企业的总裁往往都是非常坚实、非常质朴、非常认真的人，即使在泡沫经济时期，他们也能够做到坚守本业，不会随意涉足一些与自己公司本业无关的领域，这既提高了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赢得了社会的信赖。此外，企业的经营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根源，也是企业经营的指南。帝国数据银行曾邀请814家日本百年企业，用一个字表达最重视的经营理念，其中排名第一的是197家企业选择的“信”，68家企业选择的“诚”，位列第二，其后分别是“继”、“心”、“真”等字。诚信经营确保企业获得顾客认同、供应商支持和社会信任，最终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关系，这也是日本企业的长寿之道。 日本企业中崇尚的“工匠精神”也确实功不可没。“匠”，日语中为“Takumi”，意为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以极致的工艺打造器物。日本的“工匠精神”闻名世界，不论是多细微多简单的工作，“工匠们”都会花费巨大的心血与时间去研究打磨，经过不断的重复与摸索，一项工作做到近乎完美的极致，日本知名的寿司大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充分彰显。而对于企业来说，一代又一代专注于一个领域深耕，也能够做出精品，借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寿命”得以延长。 在企业传承方面，日本有独到之处。日本的家族企业超过99%，世界最古老企业的前10名中，有9家来自日本，而且几乎全都是家族公司。日本企业能相对顺利地实现代际继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接班人才的选择不拘一格。日本的家族企业继承更注重“家族”的延续，而非狭隘的“血缘”继承。日本的家族企业并不一定让儿子继承，尤其是在从创始人传至第二代的时候往往更为注重“立贤”，而非“立亲”。为了解决“亲”的问题，日本的创业者甚至会采取直接收养养子或纳为女婿后再让其改姓收为养子的方式处理，典型的案例就是松下和丰田汽车。这种做法使得企业的继承人都相对优秀，虽然很多知名家族现在的家长与最早的祖先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企业的血脉却得以经久传承。   不冒险经营，不冒险发展，把生存、稳定放在首位，只赚能稳赚的小钱，不赚有风险的大钱，这也可能是企业长寿的关键。 日本长寿企业研究专家、日本经济大学经营学院院长后藤俊夫曾指出，日本的长寿企业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即便有非常大的事业发展机会，但是为了安全考虑，可能会有意识地规避掉这些大好机会。企业从长寿出发，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为目的，拒绝短期的急速增长。因为短期内飞速发展，缺乏韧性和持续力。也就是不要超过自己本身的能力，不过分地扩大自己的经营，后藤俊夫将此形容为“身高经营”。近几年中国一些企业因为激进式经营“栽跟头”甚至“摔得半死”的案例不在少数，不窝囊却可能死得也很壮烈，日本这些百年以上的长寿企业值得中国企业好好学习。 不可否认，日本百年企业具有的特质，同时可能伴生一些对企业乃至整体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高度稳定也意味着创新求变、应变的能力和意愿不足，在日本一些客户需求波动较大、变革较快的行业中，就很难产生长寿企业。还有人评价，日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不可能创业，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创业留下任何缝隙。长寿企业的广泛存在所塑造的氛围，及其对后续发展空间的挤压，也可能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必须承认，这些百年老店对于日本来说，是历史留下来的宝贵社会财富，也是日本近代经济高速发展最终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的重要推动力。 ###   ###   ### 安邦（ANBOUND）是一家跨国独立智库，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涵盖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城市和社会发展、产业问题和宏观经济，并在政策解决方案和风险分析领域享有专业声誉。 安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注册于2012年，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提供与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解决方案相关的咨询服务。 如有任何反馈，请联系：malaysia@anbound.com    

随着俄乌危机升级，除了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外，还引发了全球能源产业和市场的深层变局。通过跟踪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变化之后，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全球能源产业正在进行一场“大重置”。 所谓大重置，是指在俄乌地缘政治危机刺激之下，引发全球能源生产、交易、运输、消费、投资及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进行的重大调整，这种系统调整改变了过去全球能源领域既定的发展趋势，将带来全球能源产业和能源市场的重构。 在历史上，能源市场受到地缘政治事件冲击并不少见。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1999年的北约攻击南斯拉夫，2001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升级……每一次事件都会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不过，并非每一次冲击都能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大重置。 此次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危机当事方之一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由于此次危机引发了俄罗斯与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峙，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驱使全球性的能源产业重置。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该国石油及天然气产量均排名世界第二位，同时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石油及天然气出口量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达到25%左右。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每天出口大约400万至500万桶原油，以及200万至300万桶成品油。 2021年俄罗斯原油产量约为5.2亿吨，排名世界第三，位居美国、沙特之后；天然气产量为7610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18%左右。2021年，俄罗斯出口石油约2.3亿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天然气出口约2000亿立方米，世界第一。欧洲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俄罗斯总出口的占比分别达50%和78%。 毫无疑问，俄乌危机已经重创了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多方面制裁以及俄罗斯实行的反制裁，将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持久的大倒退。目前，美欧对俄制裁中，暂时未包括对欧美有重大利益关系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也为俄罗斯保留了少有的“输血”管道。不过，这条管道十分脆弱，一旦美欧决定加大制裁俄罗斯、准备断掉其重要的经济来源，俄罗斯的石油与天然气输出将会停止。这种极端情况如果出现，将使得世界能源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以欧洲的天然气为例，英国石油（BP）的数据显示，2020年欧洲天然气消费量为5411亿立方米（过去五年均值5478亿立方米），从俄罗斯进口量为1849亿立方米（占欧洲消费量的34.2%），其中管道天然气1677亿立方米。如果在极端情况下，俄罗斯彻底对欧洲天然气断供，则意味着欧洲需要找到1849亿立方米的替代天然气。 欧洲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输出已经保持警惕，并着手进行调整，而这将影响到全球能源供需体系。国际能源署（IEA）3月3日称：“没有人再有任何幻想。欧洲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为明年冬天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IEA估计，通过转向其他天然气供应商和使用其他能源，欧盟可以在一年内将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在管道气方面，阿塞拜疆和北非的管道气供应量还有提升的空间。液化天然气方面，美国将是最大的增量来源。此外，欧洲还需要同亚洲国家争夺由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提供的LNG合同。欧洲要增加LNG进口，就需要付出比管道气更高昂的成本，同时像德国这样缺少接收终端的国家还面临着送气和储气能力的考验。 虽然大范围禁止俄罗斯原油出口的措施尚未颁布，欧美工业界已经开始“自我强化”：炼油厂开始避开俄罗斯石油，银行则拒绝为俄罗斯大宗商品的运输提供资金。这在全球原油贸易体系中引发连锁反应：3月1日的俄罗斯乌拉尔石油已经较布伦特原油贴水超过18美元。市场估计，截止3月2日，受影响的俄罗斯原油出口量已经达到300万桶/日。非俄罗斯的原油也被卷入了这场动荡中。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买家正在回避由里海管道(CPC)输送的原油，因为该管道输送的原油可能与俄罗斯原油混在一起，并且里海管道的终端是位于黑海的俄罗斯港口。里海管道每天从哈萨克斯坦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相当于世界供应量的1%以上。市场预计，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可能将被迫部分减产。 能源大重置还会影响各国对传统能源及核能的政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俄乌危机升级，国际油气、煤炭价格飙升，核电正重回各国政府的视野。今年2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大规模重振核电计划，法国将建造至少6座新的核反应堆，并研究再建8座反应堆的可能性。2月16日，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在预计出现电力短缺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建设核电站是最具前景的解决办法。菲律宾也加入了“拥抱核电”的国家行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日前的一份行政命令中提及，“考虑到需求和天然气资源预计枯竭的趋势，核电将在满足（能源）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月3日，芬兰公用事业公司 FORTUM 向政府申请，希望将已使用40余年的 LOVIISA 核电站寿命延长至2050年。此前，该核电站应于2030年关闭。3月2日，德国经济部长ROBERT HABECK透露，德国正在权衡是否延长其剩余核电站的寿命，作为在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情况下保障该国能源供应的一种方式。德国曾计划在2022年底前关闭其核电站。此外，印度、南非等国同样计划大幅扩建核电。 煤炭也纳入了能源重置的范围。在压力之下，德国在退煤政策上出现了松动。德国经济研究所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将因气候保护原因而被封存的煤炭发电厂再次开启投入使用。按照德国的计划，2038年前将关闭所有煤电厂，2050年前将放弃使用天然气。但在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能源危机现实下，这些很绿色、很环保的计划，将受到不小的影响。此外，欧洲其他国家也可能重启或加大煤炭应用。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到，因为地缘政治危机而加大的能源危机，正在推动多国重新启动核电、煤电应用，此外还可能刺激其他绿色能源以及节能应用。一个能源再重置的巨大转换过程已经在全世界展开，不仅体现在能源市场上，在法律上、产业计划上、基金投资上、政府能源政策上、金融保险上，都将因为能源重置而产生变动。

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除了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俄罗斯与乌克兰之外，受到影响最大的地区是谁？答案是欧洲。 虽然乌克兰战争激活了“脑死亡”的北约、凝聚了北约，大大加强了北约的武装和战备，但是，长期来看，这场战争对欧洲并非好事。作为战争的发生地，欧洲已经被深深地卷入战争之中，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安全都将受到战争的剧烈冲击。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在乌克兰战争的冲击下，欧洲的长期前景极为暗淡。 从地理和历史来看，现代工业文明的诞生地欧洲，似乎一直都是矛盾丛生之地。欧洲是面积最小的一块大陆，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与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不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美国历史学者托尼·朱特曾表示，就内部差异和鲜明的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它包括44个国家（西方国家认为有46个），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然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 这样一个地理上复杂、历史与文化多元的欧洲，其发展也充满了争斗与矛盾。从历史来看，欧洲大陆可能是发生各种战争最多的大陆（包括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战争）。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仍然发源于欧洲。现在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虽然交战双方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但实际上早已跨越了国界，演变为一场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准世界大战”。 任何战争都有结束的一天，乌克兰方面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俄罗斯方面则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一年；对乌克兰战争比较悲观的美国学者估计，战争可能会持续到2023年的夏季。但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即使是战争在明年结束，欧洲也不会立刻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重归繁荣之路，而很有可能处于长期暗淡的前景之中。 为什么对欧洲的未来如此悲观？ 首先，当然是乌克兰战争及未来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乌克兰战争现在的基本格局是北约加上乌克兰对垒俄罗斯，由于俄乌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政治和经济代价，而且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斗争，这基本上是血海深仇了。俄罗斯只要不被完全打败，它很可能要通过占领乌克兰的领土或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永久保证来建立战略缓冲区。美国和北约不会为了乌克兰而下场与俄罗斯直接发生战争，但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价值观，西方不会放弃与俄罗斯的敌对行动。这种基本格局将会成为长期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影。 其次，地缘政治危机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加剧欧洲国家的通胀，将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的拖累。今年7月26日，欧盟宣布了一项天然气协议，旨在显示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持续决心。根据协议，欧盟国家将在今年8月至明年3月期间把天然气用量减少15%，以显示欧盟的团结，并限制俄罗斯将欧洲能源供应武器化的能力，以此来帮助欧洲应对冬季出现能源危机。然而，在真实的能源危机面前，欧洲将以何种代价来熬过这场“能源战争”还是未知数。目前，德国的能源价格已经飙升至原来的3倍。随着通货膨胀加剧、能源危机升级以及经济衰退的威胁日益增大，欧洲各国对这场冲突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地缘政治连锁反应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第三，乌克兰战争加剧了新老欧洲的分裂，还使欧洲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纳塔莉·托奇撰文指出，俄乌冲突，加上能源危机，给了欧洲民粹主义者一个再次崛起的绝佳机会。这不仅危及欧洲团结，而且危及整个欧盟的存在。令西方担忧的是，欧洲旧的地缘政治裂痕重现。一方面是欧洲大陆东西部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呼吁通过制裁和对乌克兰提供强有力军事支持来伸张正义。而西欧国家，例如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则倾向于同俄罗斯妥协。随着能源和经济危机加剧，那些远离前线的国家更有可能推动以谈判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是贯穿欧洲大陆的南北分歧。这种分歧在10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几乎让欧元区四分五裂。随着近期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甚至滞胀，欧盟北部成员国与南部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分歧也在加大。 展望未来，不难发现，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与经济围剿，将会成为欧洲发展的长期拖累。一个长期处于“战备状态”的欧洲，会有多少精力发展经济？会有多少闲情逸致发展文化和艺术？浓厚的地缘政治环境，会对资本有多大的吸引力？在未来的长期战略对峙中，俄罗斯当然会被“去国家化”，不过，俄罗斯也可以拿乌克兰作为杠杆，持续拽住欧洲，让欧洲持续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以俄罗斯与北约和美国的矛盾之深，即使今后在乌克兰问题上以某种利益平衡达成让步协议，双方的地缘政治仇视和敌意，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由此看来，欧洲的长期前景将十分暗淡，一个被战争阴影所拖累的欧洲，将会陷入长期虚弱之中。这是欧洲的悲剧所在，也是被疯狂的地缘政治所主导的世界的至暗时刻所在。  

俄乌两个粮食主产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必将影响全球粮食市场，但评估其对全球粮食贸易产生的冲击，不能通过简单的量化分析进行衡量，只有结合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供需的结构性进行立体化的解读，才能真正认清问题的复杂性。 从表面数量看，俄罗斯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2021年约占全球出口量的16.9%，俄乌两国的小麦合计年出口量（约6000万吨）相当于全球总出口量的30%，两国的玉米出口（约3800万吨）占到了全球总出口量的20%。 特别是乌克兰，在2020/2021年度出口了2310万吨玉米，1660万吨小麦和420万吨大麦，所有谷物出口总量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加上大麦等，俄乌两国提供了全球谷物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体量也使得市场对全球粮食供应安全高度担忧。 需要意识到，每年的8-10月、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为黑海地区小麦和玉米对外出口的主要窗口期，俄乌两国当前已出口了大部分上一年度出产的粮食。 从乌克兰的情况看，据称目前还有700万吨的小麦和1200万吨玉米等待交货。乌克兰对外海运瘫痪，贸易商正试图安排乌克兰谷物通过该国西部边境的火车出口，但是运输能力有限，这意味着俄乌战争在短期内产生的市场供应缺口可能也就在2000万吨左右。在这种规模等级上，如果只考虑粮食的生产量、库存量和需求量，不考虑贸易条件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欧盟和印度对于小麦、美国和阿根廷对于玉米都能够有所弥补，短期内全球粮食供应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如美国农业部（USDA）3月数据显示，至2021/22年度结束，美国、印度小麦库存或高达1763万吨、2610万吨。当前全球粮食价格持续高涨并达到历史新高，与市场情绪对当前库存和未来供应的担忧有关，使得期货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超调。 从中长期来看，因生产、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再加上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因素如果持续，未来对全球粮食贸易必将产生更大、更具实质性的冲击，从而导致价值1200亿美元的全球谷物贸易市场出现严重混乱。 就战争影响农业生产而言，乌克兰受到的损害更为直接。乌克兰种植的小麦九成以上属于冬小麦，在本年度的粮食生产中，乌克兰局势升级之前冬小麦已经种在地里，并将在今年7月前后收获。 据多方预计，因战事无法收割甚至直接损毁，乌克兰将损失20%以上的冬小麦产量。从前期信息看，乌克兰国内的肥料供应也是问题，由于乌克兰冬小麦的追肥期正值俄乌冲突，缺乏肥料乃至无法及时追肥都将使冬小麦单产下降，即使是全部收割，其总产量也可能比往年减少15%。2021年乌克兰小麦产量约3300万吨，以20%计相当于600万吨以上的小麦供应。战争对于春播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将严重影响乌克兰在2022年的玉米产量。 2021年乌克兰已经取代巴西成为全球第三玉米出口国，出口量约3200万吨，占全球总出口量约16%，占本国玉米产量的80%。但据乌国内估计，乌克兰今年完成的春播面积甚至可能低至正常年份的50%。即使是乐观估计，乌克兰今年能够完成70%的春播面积，按照2021年乌克兰约4200万吨的玉米产量，也会因此损失超过1000万吨的对外供应。 对于俄罗斯来说，限制其对外粮食供应的直接威胁则是来自欧美的贸易制裁与金融制裁，使其出口货物的交付和支付面临困难。不过，涉及具体操作时，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比如，3月份俄罗斯的小麦出口量同比增长了约60%，较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出现了明显反弹。 值得关注的是，在外部制裁下，俄罗斯对粮食出口有将其“武器化”的倾向，比如近期俄罗斯在调高出口关税之外，也威胁将限制对“敌对国家”的粮食出口，这种主动的自我约束可能会更具“杀伤力”。 从需求端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外粮食出口未来可能出现大量缩减，将会冲击全球特别是部分国家的日常食品供应。比如，小麦是全世界35%以上人口的主食，很难短期内被轻易替代。 俄罗斯对于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也主要在于麦类作物，2021年小麦出口量为3500万吨，约占全球出口量的17%，仅次于欧盟。俄罗斯小麦主要销往中东地区，前五大出口国为土耳其、埃及、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分别占俄小麦2021年出口总额的25%、21%、4%、3%和3%。 乌克兰的玉米则主要销往中国、欧洲等地，2020年前五大出口国为中国、荷兰、埃及、西班牙和土耳其，分别占乌玉米当年出口总额的28%、11%、10%、9%和5%。在2021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玉米823.45万吨，占中国全年总进口量的29.0%，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进口国。如果俄乌两国粮食出口减少或者受阻，上述相关国家都需要重新定位进口指向。 俄乌战争将改变全球粮食供给总量，同时也会改变其出口流向。而且，新的贸易流向也是有代价的——运费更贵、运输时间更长或质量不同，这可能进一步加速粮食价格的上涨。俄乌战争影响的不只是两国的粮食出口，上述不确定因素还会影响更大范围的粮食生产、交易和贸易运输。粮食市场趋紧，是否会促进其他国家的粮食出口，则具有不确定性。正如有机构分析指出，“高价格往往会导致保护主义，而不仅仅是出口增加”。 因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供需的结构性特点，俄乌战争对全球粮食贸易的冲击可能呈阶段性递进。尽管这种负面影响有可能随着局势发展而变化，但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考虑到全球粮食市场在战前已经高度紧张，如果出现供给缩减、价格持续飙升，不排除在年内发生区域乃至世界性粮食危机的可能。  

近期，对于美国及全球经济未来通胀变化的前景，各方面有很多分歧，但无论是“通胀持久派”还是“通胀暂时派”，对于今年的形势基本上都保持高通胀和低增长的预期。 日前，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了通胀预期。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通胀问题都将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而目前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明年或者后年，在全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通胀是逐渐回落还是快速下降。 美联储在收紧货币政策的时机选择上受到批评，外界认为美联储曾经错过了政策转向的最佳时期，因此，很多市场人士担心，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央行可能采取“加急”的方式收紧政策，从而对经济需求带来遏制，甚至导致衰退。 与此同时，全球已有至少60家央行早于美联储或跟随美联储在年内采取了紧缩行动。目前，在货币政策选择的问题上，应对通胀而采取收紧政策，基本没有太多分歧，矛盾的集中点在于政策收紧是否存在“超调”，从而对经济带来伤害。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疫情冲击、货币泛滥、地缘风险加剧、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各国加快“减碳”发展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使得对经济的影响“此起彼伏”，各种短期和长期因素，都使得通胀问题和增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里既有结构性的长期因素，如产业链重构、绿色转型带来的成本上升；也有疫情冲击、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供需失衡。 因此，无论是“通胀持久论”还是“通胀暂时论”都有各自的依据。这意味着，通胀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困扰全球经济的长期因素，而各种新的变化，使得货币政策都难以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中获得帮助。 目前，就货币政策而言，无论是宽松周期还是紧缩周期，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节奏，这无疑加大了政策“超调”带来的风险。在2020年疫情初始阶段，秉承新凯恩斯主义的美联储，以应对短期危机的态度，短期内将利率降为零，并推出“无限量宽松”的流动性，带动很多央行采取类似的超宽松措施。在短短两年之后，美联储又开启了加息和缩表同时进行的“倍速收紧”政策。这种“非常态”的政策波动，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周期的稳定性。 正因如此，很多人担心央行政策“超调”正在导致经济需求萎缩，使得经济陷入衰退。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近日表示，世界各国央行将不得不在两年内重新开始降息，在受到一轮具有破坏性的滞胀打击后，努力重建经济。这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周期变得大幅缩短，无疑会加大政策风险。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世行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世界经济再次处于危险之中，眼下同时面临高通胀和增长放缓的局面。即使全球经济衰退得以避免，滞胀之痛也可能持续数年，除非供应大幅增加。”而经合组织则认为，尽管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前景上升，但像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样出现滞胀的风险有限。其特别提到，发达经济体现在比上世纪70年代更依赖于服务业，而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依存度较低。 综合来看，在全球央行政策收紧的预期下，全球经济增长将随着通胀水平从高位回落而同步走低，更有可能出现低增长和温和通胀共存的新平衡。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全球的经济、贸易、金融和货币环境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未来的发展已难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模式之中。 目前，各种因素导致全球通胀处于历史少有的高位，如何应对通胀也带来很大分歧。从现象看，货币政策周期缩短和超调将带动通胀从高位回落。在全球经贸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尽管出现“滞涨”的极端可能性有限，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G20成员的土耳其在逆势推动货币宽松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幅汇率贬值的情况，当地时间11月23日，土耳其货币里拉暴跌超15%，创2018年货币危机顶峰以来最大跌幅。2021年以来，在通胀达到20%的情况下，土耳其里拉已下跌42%，而近一周的时间内里拉已贬值达22%！土耳其经济和金融的情况反映出，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越来越明显“滞胀”的可能性。 2018年危机导致土耳其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连续三年低于平均水平，并且通胀达到两位数。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对土耳其的经济同样带来巨大影响，尽管去年土耳其经济保持了正增长，但为了应对通胀，土耳其央行从去年开始启动加息，政策利率一度达到18%的高点，与之对应的8月份土耳其通胀水平达19.25%，达到历史高位。 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干预下，土耳其央行自9月以来已经总计降息400个基点，土耳其的“逆势”政策将导致通胀和货币恶性贬值的后果。虽然目前通胀的飙升刺激了短期经济需求，使得土耳其仍会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明年的情况会显著恶化。 近期，惠誉将土耳其今年的增长预期从7.9%上调至9.2%。但惠誉指出，预计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将在2022年放缓至3.5%，但随后在2023年恢复到4.5%，该机构预估土耳其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7.2%，明年为13.4%，2023年为10.5%。经济增长的回落和通胀的高企意味着土耳其未来将难免“滞胀”的情景。 随着土耳其里拉的大幅贬值，如果外资流入的情况发生变化，则其经济形势将进一步恶化，这是土耳其令人担心的地方。而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国通胀维持高位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 安邦智库（ANBOUND）合作学者许维鸿认为，在美国开启缩减宽松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出现“缩减恐慌”的可能性更大。他表示，11月的土耳其金融市场，似乎拿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剧本”。在美元升值、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的“资本回流美国”的风险。这势必带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动荡。 从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来看，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美国经济在政策刺激下快速复苏，与欧洲、日本之间正逐渐拉开距离；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今年经济复苏的程度仍显著落后。 美国方面，由于美国经济好转和通胀的走高，美联储缩减宽松的进程可能会加速，考虑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如果美元收紧流动性，这时一些经济体经济没有复苏，汇率贬值压力就会增加。今年以来，除了土耳其里拉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之外，阿根廷贬值16%，泰国、韩国货币贬值幅度在7%以上，而且日元贬值也超9%。这其实已经显露出危机的苗头。 为了应对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今年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巴西加息规模最高，今年累计加息了575基点，其次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分别加息了325基点和250基点，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巴西经济部在11月17日将2021-2022年度通货膨胀增长预期从7.9%上调至9.7%，同时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从5.3%降至5.1%。在美元维持强势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和市场都有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尤其是经济复苏较慢、外资流入较多的国家会面临更严峻的形势，这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经济体更深陷入“滞胀”的泥沼之中。 当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2022年的“滞胀”并非是灾难性的。在许维鸿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小，仍会从强势美元带来的资本回流中获益。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认为，随着全球扩张逐渐成熟以及非常规刺激性措施逐渐退出，新兴市场资产的分化程度将会加大。某些大宗商品风险敞口等结构性因素同样会影响资产选择。但在2022年各种潜在压力的背景下，充分衡量新兴经济体和其汇率的脆弱性将可以避免一些损失。 ###   ###   ### 安邦（ANBOUND）是一家跨国独立智库，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涵盖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城市和社会发展、产业问题和宏观经济，并在政策解决方案和风险分析领域享有专业声誉。 安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注册于2012年，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提供与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解决方案相关的咨询服务。 如有任何反馈，请联系：malaysia@anbound.com

在通胀压力、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动荡肆虐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欧洲、美国、中国、日本等经济体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压力。然而，有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尼）却表现得有所不同，凭借其近几年的经济成就而引人注目。 2022年，印尼迅速摆脱疫情阴影，重回增长轨道。今年第二季度，印尼经济同比增长5.44%，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位居榜首，也高于G20国家平均增长率（5%）。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22年和2023年印尼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分别达到5.2%和5.3%。在其他经济指标方面，印尼同样表现突出。截至目前，印尼最新通胀数据约为4.7%；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1.7。今年第三季度，印尼政府预算收入增长49%，达1.2亿美元；税收收入增长58%，至7800万美元；银行信贷增长10.7%；连续28个月实现贸易顺差，7月至9月累计顺差额达147.9亿美元。汇率方面，在强美元背景下，印尼卢比兑美元今年以来仅贬值约5.4%，总体表现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印尼的经济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自上世纪40年代印度尼西亚独立建国以来，殖民者、宗教势力、民族主义者和地方军阀曾导致印尼在动荡的政局中苦苦挣扎数十年，其脆弱的经济也长期维持着2%左右的缓慢增速。 不止如此，仅仅就在十年前，印尼还曾被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列入“脆弱五国”（Fragile 5）之列，称其面临巨大的本币贬值压力和严重的外国投资依赖性。在金融危机重创下，印尼曾接连面临银行瘫痪和汇率暴跌局面，并在三年内更替了三任总统。然而，这并未成功阻止印尼经济增速直线下滑。 在短短十年内，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印尼经济的“涅槃重生”，使其能在全球的物价高企、汇率动荡和加息狂潮中逆势增长？ 综合多方因素来看，政治稳定是印尼重新崛起的最重要因素。缺乏管制能力的政府是印尼长期以来的痼疾，直到2014年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上任。不同于前任几位领导人，维多多当选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自己曾经的政治对手和其他政治派别领袖加入内阁，一同进行治理，形成所谓的“大帐篷”联盟。例如，曾在2018年与维多多针锋相对的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如今则是维多多政府的国防部长。这种“熔炉式”的政府即使在西方也并不常见，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更是称此为“有爪哇特色的民主”，并公开赞扬其是印尼政坛稳定的原因。 同时，维多多还善于倾听民众意见，并经常前往基层进行访问与调研。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维多多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领袖之一，68.4%的印尼人认可他的表现。在执政8年后还有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在民主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在维多多取消燃油税补贴之前，他的支持率甚至高达78%以上。他的一些支持者甚至呼吁推动修宪，让维多多可以继续第三个任期。 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稳定，以及政府行政效率提升，印尼不仅大幅增加了国内投资，还持续吸引着大量外资。数据显示，在过去八年的执政期内，维多多政府主持修建了16座机场、18个港口、38座水坝和近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相比之下，在他上任前的40年里，印尼总共只有约780公里的公路。在国外直接投资方面，2022年第二季度，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39.7%，至163.2万亿印尼盾，是过去10年的最大增幅。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对外资的吸引力大幅增加，与该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关。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具备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棕榈油、森林资源和部分金属矿藏等自然资源。以煤炭为例，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印度煤炭产量首次突破8亿吨大关，达到8.04亿吨，同比增加5287万吨，增幅7%；其中，仅1.65亿吨被用于国内消费，其余均用于出口。 自然资源优势让印尼在供应链上游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印尼并不满足于此。自维多多上任后，印尼曾多次利用出口禁令的方式限制矿物原料出口，吸引下游外资企业到印尼设厂冶炼加工，并带动本土工业发展和就业增长。近年来，随着镍金属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而受到追捧，作为全球主产国的印尼自然获益匪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截至2020年，世界镍资源储量约为9400万吨，其中，印尼资源储量排名第一，约为2100万吨，占22%。2020年，印尼实施全面禁止镍矿出口的政策，从而促使包括特斯拉、LG新能源、松下和宁德时代在内的一众企业纷纷布局印尼，并在当地创造了一个年产近200亿美元的冶炼产业链。 最后，旅游业和数字经济也是印尼未来经济的增长抓手。在旅游业方面，疫情前的2018年，印尼接待入境外国游客1580万人，旅游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为6%，创造了约1300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10.3%。尽管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但在印尼政府大力支持和政策刺激下，印尼旅游部门预计，2022年旅游业运行情况将明显改善。在数字经济方面，2021年，印尼数字经济产值大约为700亿美元左右。根据2021年东南亚电子经济数据报告，预计到2025年，印尼数字经济总价值将达到1460亿美元，年增长率有望达到20%。 综合来看，印尼作为一个拥有2.62亿人口（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自然资源丰富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稳定的政治、社会局势的支持下，其发展前景值得期待，甚至有望成为东盟国家中未来增量最大的市场，在区域甚至全球都有一定影响力。印尼在今年11月举办G20峰会，这将为印尼带来了新的契机，印尼希望借助G20会议，在全世界上展示其新的发展形象，提升其经济地位，谋取更多国际地位，成为国际社会积极而重要的新兴参与者。 在政局稳定这一关键背景之下，印尼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旅游业，吸引外资持续增长，展示出值得期待的发展前景。

近期，东盟地区，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第一件大事是5月12日至13日，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面对面峰会。第二件大事是越南总理范明正带领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高规格访问。 此次美国-东盟峰会是继奥巴马政府2016年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后，第二次在美国本土与东盟举行峰会。此次峰会仍然是美国与东盟之间一次投石问路性质的会晤，美国在思考如何与东盟国家处理好关系，东盟国家也要看美国的意图有何影响，东盟能从美国拿到什么。从会后发表的2022年《共同愿景声明》来看，此次峰会的最大成果是将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过，这种关系要延迟半年生效，在今年11月举行的第十届东盟-美国峰会中，双方将东盟与美国关系升级为“有意义、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与东盟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关切点，是牵制其与中国的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总理范明正率代表团于5月11-17日访问美国。范明正此行与美国多个部门机构、国际组织、企业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会晤，访问美国经济、文化和教育机构，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访问多家大型企业如英特尔、苹果、谷歌等。与投石问路性质的美国-东盟峰会相比，越南此次访美以及美越关系改善，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朗。越南的目标明确，对于未来发展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范明正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内容，是观察越南雄心的有效窗口。范明正表示，建设一个独立和自主与国际广泛深度融合的经济体系是越南长期以来一贯、坚定的主张。他强调，越南追求的是“经济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以及国际一体化紧密相关。尊重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特点和条件的差异，有助于产生国家和经济优势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范明正提到了越南的发展目标，“越南到203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是，力争成为拥有现代工业和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2045年，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因此必须建设结构合理、高效和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提高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击打能力；灵活有效地适应国际、地区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越南朝这个方向发展的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其中，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目标和动力。 从越南总理在美国的表态来看，在越美关系上，越南提出来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求美方尊重越南的一些底线性质的要求，而这些底线性的要求，大部分都与越南作为共产党掌权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除此之外，剩下的是要求美方尊重越南的独立自主，包括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越南现在并不想与最大的邻国把关系搞得太僵，而是希望保持一定的分寸，避免得罪中国。 不过，除了意识形态和中越关系之外，越美关系现在几乎是完全敞开，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轨道，这将为越南今后的发展创造出较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经济环境。 越南自信心的一个很重要来源，是越南近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越南早年与中国类似，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纺织业、制衣、制鞋业等出口导向型经济，2007年加入WTO（世贸组织），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又从传统产业跨入电子供应链。从2002年到2021年，20年间越南进出口额从364.5亿美元增长到6685.4亿美元，增长了17倍，贸易规模居全球第20位。 在发展中国家中，紧随中国和印度，越南俨然有了“世界工厂”的雏形。2022年一季度，越南有5种商品出口额超过50亿美元，分别是手机及零件、电脑电子、机械设备、纺织服装、鞋类，合计占外贸进出口的60%。越南的出口大增与外资增多有关系。在越南一季度货物出口总额885.8亿美元中，外商直接投资的部门达653.1亿美元，占比高达73.7%，长期以来这一比例都在70%上下。 多年以前分析越南的时候，安邦创始人陈功曾表示，这个人口9000多万、且年龄相对年轻的国家，将对中国形成很强的竞争关系。现在，越南的年度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6680多亿美元（2021年），不仅创下历史新高，而且跻身世界贸易20强行列。 未来，越南的经济和产业如果持续发展，将会给越南带来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空间，也会带来新的地位。在未来的东盟、亚太、印太等不同的地缘范畴内，越南将会成为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  

美国的繁荣和发展并非是凭空而来，尤其是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系统的建设有很大关系。最开始是发展水运，后来是铁路运输，再后来是高速公路。这几大交通系统的建设，支持了美国早期的发展、繁荣和崛起，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有趣的是美国早期的水运。美国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开挖和拓展运河系统，连通了美国国内更多的地方。美国有多少运河呢？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大大小的运河加起来有1.8万公里。这1.8万公里的运河，对于一个国家早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四通八达的水运系统，极大地丰富了商品交换，促进了贸易，使得原材料、盐、威士忌酒、能源煤炭等得以在国内方便地运输。美国的国内市场也因此得以扩大，国家经济得以由弱变强。 美国最长、最有名的运河是伊利运河。伊利运河因湖而名，起点是发源于伊利湖（Lake Erie）的尼亚加拉河。它横跨纽约州北部，在纽约州府奥尔巴尼市（Albany）与哈德逊河（Hudson River）汇合，全长574公里，是美国最长的运河，在世界排名第六。早在19世纪初，汽车还没有出现，由于交通不便，迫切需要一条从大西洋海岸到阿帕拉契地区的交通线。有人建议开一条运河，从伊利湖东岸的水牛城穿过摩和克（Mohawk）谷地的山峡，到达哈得逊河上游的奥尔班尼（Albany）。 1817年，美国国家立法机关同意建设伊利运河。经过艰苦的施工，伊利运河终于在1825年10月25日通航。伊利运河的全长为584公里（363英里），整条运河为12米（39英尺）宽、1.2米（4英尺）深。为解决水位落差问题，运河总共建了83个水闸，每个水闸有27米乘4.5米见方，最高可以行驶排水量68公吨（75吨）的平底驳船。 伊利运河是第一条提供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的快速运输工具，这比当时最常用的以动物拉动的拖车要快许多。伊利运河不只加快运输的速度，也将沿岸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运输成本减少了95%。快捷的运河交通使得纽约州西部更便于到达，因此造成中西部的人口快速增长。运河对上游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影响不次于它对纽约市发展的影响。许多开拓者经运河蜂拥到西部，进入密歇根、俄亥俄、印第安纳的伊利诺，从那些地方通过运河运回农产品到纽约上市，回程则满载工业品和物资去西部。 运河两岸制造业应运而生，把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到纽约市。从水牛城到纽约，陆上运费曾达每吨100美元，由运河运输只要10美元。伊利运河在9年内所收的通行费就超过了建设费。到1882年取消通行费时，已用运河的收入支付了几条运河支线的建设费用，并向国家上缴了大量税收。 伊利运河曾数度扩建，从1909年起经改建后，运河长544公里，宽45米，水深3.6米。到20世纪，纽约发展了连接山普伦（Champlain）湖、安大略湖和芬格（Finger）湖的运河网，伊利运河仍是中央干线，能通航装载量为2200吨的驳船。伊利运河的建立，使五大湖的水运与纽约港连通，成为纽约州通航运河系统的主要水道，由伊利湖到纽约的货运只需要从前1∕10的费用，使当时比费城和波士顿小得多的纽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和城市。伊利运河的开凿对美国东部经济及纽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7万人，费城的人口是11.2万人；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08万和56.6万。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得以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一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纽约的地位的确立，间接地导致华尔街地位的逐渐确立。对此，伊利运河功不可没。 除了城市格局的改变和工业的兴起之外，伊利运河对美国经济还有更深远的影响。比如，伊利运河让美国的经济逐渐转化为由消费者主导的经济，为后来的美国经济格局奠定了基调。此外，在文化上，伊利运河的开通给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一个很好的传播途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是19世纪初的一次重新振奋美国人宗教热情的文化运动，纽约州西部是它的核心区域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伊利运河的开通。 在运河两岸兴起的小镇上，各个教派纷纷派人去这些教堂尚未普及之处传播福音，而一些新兴的教派也在这片新兴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发展迅猛的摩门教。除了宗教在伊利运河沿线传播之外，很多新的思潮也在运河沿线涌动，例如早期的女权运动、废奴运动和乌托邦主义等，都在那一带新兴的城镇里找到了最初的支持者。因此，伊利运河的建设为美国文化格局的改变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总体来看，从伊利运河建成的那一天起，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阔区域，特别是五大湖周围的中西部地区，便不再是美国的边疆，而是与东海岸一样，成为美国的核心地带。它所触发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使美国踏上了向强国发展的第一步。中西部地区可以快速地工业化，形成五大湖工业区、矿区和城市带，与伊利运河是分不开的，因此很多人将伊利运河的开通，视作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正式开端。 在美国本土，运河远不止少数几条。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全国共修建了大大小小长达1.8万公里的运河，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运河王国。整个美国也因为这些运河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有效增强了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也使得美国经济、国内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